“2005年3月12日，下午两点半。”导游话音刚落，一位中年男游客低声说，“请你别再说下去，那是我父亲。”短短一句，把展厅里的交头接耳统统按住。

凯丰的儿子何明就站在会址中厅，他没亮明身份，只随大部队听讲解。导游激情澎湃，把历史冲突演成了一出“忠奸戏”，台词激烈：“当年要不是凯丰死挺博古，会议哪有那么麻烦？”话音落下，很多游客点头。何明的眉头却拧紧。

这段往事常被概括成一句：凯丰是遵义会议上“唯一”支持博古的人。说法精悍，效果炸裂，细节却被压缩得面目模糊。何明深吸一口气，并没立刻出声，他想看看这位年轻导游还能讲到哪一步。

导游继续渲染：“凯丰顽固得很，吵到最后还嘲讽毛主席不懂马克思主义，只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！”语调上扬，恨不得把听众情绪瞬间拉到最高点。几名老兵模样的游客连连摇头，显得既愤怒又惋惜。

终于，何明开口，声音不高却透着倔劲：“我认得这段史料，但您省略了前后文。父亲的确提出过错误意见，可那并不等于他一无是处。”周围人一怔，才反应过来这位看似普通的游客身份不凡。

要理解那场风暴，得把镜头拨回1934年。那一年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军主力被迫踏上漫长远征。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，年仅28岁，是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里冲劲最足的一位。

他随红九军团西征，一边行军一边翻译苏联最新教材。书包里塞满《论列宁主义》《政治经济学教程》。按今天的话说，他是“理论控”，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有天然敬畏。当时博古也坚持照搬“左”倾路线，两人观点相近，这在日后埋下隐患。

1935年1月15日，遵义会议开幕。主题不复杂：总结教训、调整指挥权。毛泽东凭借湘江血战的实际经验，主张灵活机动；博古、李德则坚持既定方针。会议一度僵持，空气仿佛能拧出水来。

按聂荣臻的回忆，凯丰会前找过他三次，希望他“投票”支持博古。聂老婉拒。到会上，凯丰依旧站在“留苏派”阵营，认为失败是敌强我弱，而非路线错误。“敌人一次投下的炮弹，比我们十五年的存量都多。”他语速极快，把数据往桌上一摊，声称“事实胜于雄辩”。

毛泽东没有回避，先举湘江河畔的惨烈数字，再摆“四渡赤水”的初步设想，笑言：“兵无定势，水无常形。”会场沉默几秒，掌声忽起。张闻天、朱德陆续表态，天平开始倾斜。凯丰见势不妙，还想追加发言，张闻天轻轻敲桌子：“同志，该听听不同意见。”

这场辩论以毛泽东观点获多数支持告终。凯丰“保留意见”，未再投票。就在执委会做最后决议时，他的立场已成少数。彼时中央的规定是：少数服从多数，继续执行。

四渡赤水期间，毛泽东灵活调兵，甩开滇军、川军的合围。用何明的话说：“父亲是个讲结果的人，眼见事实摆在眼前，就服气了。”1935年3月扎西会议，他主动检讨，职位旋即恢复。此后，他在对的斗争中站得最坚决，甚至差点被张国焘软禁。

1937年抗战爆发，他被调到延安，出任中宣部代理部长。大后方物资匮乏，他把旧报纸裁成方片，印上“国难当头、每字千钧”。印数虽少，却成了晋察冀根据地最抢手的“战地速报”。周恩来评价：“凯丰是能把枯燥政策写出火药味的笔杆子。”

1942年整风，他仍是文件主笔之一，草就《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决定》，稿纸反复修改到凌晨三点。毛泽东审完后留一句：“保留火候，别过度拔高我个人。”稿子又删了三段溢美之词。外人不知道，这组稿原作者便是昔日遵义会上“唱反调”的凯丰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东北局急需宣传骨干。凯丰北上哈市，拉着一台破印刷机跑在冰天雪地里。他一度患上严重关节炎，还写信自嘲：“机油味比酒香。”1948年辽沈决战期间，《东北日报》加印特刊四十万份，全由他统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凯丰协助起草《共同纲领》宣传要点，又在高教部主持《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》校订。1955年2月，突发肝病离世，年仅49岁。追悼会简朴，却挤满了当年被他“逼着写稿”的青年编辑。

时间走到今天，遗憾的是公众记住的标签只有“遵义会议支持博古”。何明说得直白：“一个革命者的一生绝不是一场会议能概括的。”在会址的留言簿上，他只写了八个字：求全责备，非史家也。

不得不说，脸谱化讲解的确易于传播，却可能误导后人。历史现场总是多声部的合唱，任何人、任何派别，都有可能在特定时刻说错话、做错事，又在新的实践中修正。凯丰的曲折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

导游后来找到何明致歉，两人聊到闭馆。导游感慨：“原来人物比课本复杂得多。”何明摆摆手：“复杂才真实，真实才有力量。”一句话，像极了凯丰当年讲过的：“文章不怕写长，就怕写得单薄。”

观众逐渐散去，夜色淹没青砖旧瓦。没人再争论谁对谁错，但多了一份关于历史多面性的体悟；这或许才是遵义会议留给后人的另一份财富。